close
2016年的美國大選，吸引瞭全世界的目光。這不光是因為美國作為當代的世界強國，其領導者的人選會對美國本身的發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產生重要影響，也是因為美國自詡為當代民主制度的“典范”，並且要將自身的政治制度作為“樣板”推銷到所有其他國傢。
然而，從美國卻不斷傳來對金錢政治的批評和抗議之聲。先是《今日美國》2015年4月10日預測“大量金錢對美國政治的操縱將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接著便是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在7月28日接受湯姆·哈特曼採訪時哀嘆“美國已經不再是民主國傢瞭”，在9月23日接受脫口秀主持人奧普拉採訪時再次宣稱“美國民主已死”，因為美國政治體系已經扭曲成為一種基於龐大資金支持的“寡頭政治”體系，該體系“將有能力但卻缺乏經濟後盾的參選者拒之門外”﹔8月4日，民主黨提名人希拉裡·克林頓指責共和黨候選人“系統和故意地”阻止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投票，以達到其競選獲勝的目的。2016年4月2日，上千美國民眾舉行瞭“民主之春”的抗議活動，來自33個州的抗議者隊伍從象征美國1776年獨立的費城獨立鐘出發，步行200多公裡達到華盛頓，11日聚集在國會大廈前靜坐，要求國會立即採取行動，“結束政治中的金錢腐敗，保証自由公正的選舉”。400多名抗議者因“非法示威、集會、妨礙司法”被逮捕。13日，國會山警方再次逮捕瞭85人。該運動的組織者凱·紐柯克表示：“我們發動這場運動的目的，就是為瞭贏回一個能夠代表所有人的政府，而非隻是為億萬富翁服務的政府，也非隻為那1%服務的政府。”
人們不禁要問：金錢到底如何影響和控制美國大選和美國政治？研究者們在評論美國的民主制度時，經常會引用的描述是：“金錢是政治的母乳”，它揭示出金錢對美國政治的影響是深入骨髓的。它在20世紀水門事件中達到瞭一個峰點。此後，為限制政治黑金現象的肆意蔓延，美國逐步制定瞭一些對政治捐款進行限制的法規。
然而，情況在2010年出現重大轉折。美國最高法院在對“公民聯盟訴聯盟選舉委員會案”進行裁決時，裁定對公司和團體的捐款不設上限，這使得“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可以在競選中無限額捐款。允許“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向個人和企業籌集無限額捐款，改變瞭美國的政治格局，使那些百萬和億萬富翁們可以更高效地向競選者提供巨額的資金支持，主導大選的進程。據《今日美國》2015年4月10日披露，至少有11個白宮候選人聯盟成立瞭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以籌集無限額捐款支持競選，向支持2016年總統候選人的團體提供百萬美元以上資金的捐款者數量大大超過此前歷屆選舉。10月23日，美國最大的商業遊說集團美國商會的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托馬斯·多諾赫在記者早餐會上宣佈，該商會將會“積極參與2016年選舉的進程”，並“在選戰中採取積極進取的戰略”。這引起瞭競選經費監督者們的警覺和擔憂。
2014年4月2日對“麥卡琴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裁決中，美國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結果推翻瞭個人政治競選捐款總額的上限導致情況進一步惡化。對這一裁決，斯蒂芬·佈雷耶法官評論道：“如果說‘公民聯盟案’是最高法院打開瞭一扇門，那麼今天的決定就等於打開瞭防洪閘。”紐約州聯邦民主黨參議員舒默認為，這一裁決本身是一小步，但卻是走向“毀滅”的又一步，其結果將導致人們對美國政治制度是否公正的懷疑。就連共和黨資深參議員麥凱恩也預言說，美國今後將醜聞不斷。“民主21”組織主席弗裡德·韋斯默爾說，最高法院這一裁決將美國的“政府代表制變成瞭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的遊戲沙池”。牛津大學教授斯特恩·雷根指出，“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話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響亮。你無法阻止金錢說話，但至少不能像現在這樣囂張。美國最高法院的決定是大錯特錯的，因為它讓金錢具有瞭更大的發言權。
巨額捐助者通過金錢控制美國大選，成為美國大選的最大受益者。據統計，91%的美國國會選舉都是由獲得最多資金支持的候選人贏得，其結果便是美國的政策反映政客及其資金提供者的利益，卻對廣大國民造成損害。普林斯頓大學對1779份政策資料的分析得出結論：經濟領域的精英以及代表瞭經濟利益的團體對美國政府的決策有著實質性影響，而普通大眾及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團體沒有或者僅有很小的影響力。據美國財經博客網披露，2007年至2012年期間，在政治方面最為活躍的200傢企業共耗費58億美元用於聯邦遊說和競選捐款，而這些公司卻從聯邦政府的生意和支持中得到瞭4.4萬億美元的回報，佔美國個人納稅者向聯邦政府所繳6.5萬億美元稅款的2/3。這意味著，企業為影響美國政治花費的每一美元可以獲取760美元的回報。希拉裡·克林頓與其名下的克林頓基金會有著千絲萬縷聯系，而該基金會動輒接受大筆外來資金，有些捐助甚至超過1000萬美元。《國際商業時報》資深撰稿人大衛·西羅塔曾做過如下計算：“在希拉裡擔任國務卿期間，她所在的部門共批準瞭克林頓基金會捐贈企業提出的總價值達1650億美元的軍火銷售申請。”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指出：無限額的政治賄賂成為提名總統候選人或當選總統的主要影響因素，美國的政治體系已被顛覆為向主要政治捐助者提供回報的工具。美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曾說過：“有些人台中通馬桶推薦認為國會控制著華爾街，然而真相是華爾街控制著國會。”
與此同時，對普通公民行使選舉權的限制卻日益嚴格。據《美國新聞網》2015年8月4日披露，一些州已經通過施加約束來限制投票權的行使。2010年以來，已經有21個州通過瞭新的法律來限制投票權的行使，一些州縮短瞭提前投票時間，其他的州則限制瞭証明合法選民身份的有效文件的數量。有14個州將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首次實施限制投票權行使的新措施。《今日美國》2015年3月20日披露，美國2014年中期選舉的投票率創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最低。美國的平均投票率為37%，最高為緬因州的58.5%，最低為印第安納州的28.8%。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觀察瞭2012年的美國大選後，一再建議美國解決對各階層公民投票權的過分限制，尤其是許多選民因未能註冊及諸多繁瑣程序而不能參加投票。歐安組織民主制度和人權辦公室認為，美國的2012年總統大選存在較大的違規。然而，美國政府卻認為，美國的總統大選是民主的標準。
值得註意的是，隨著金錢對美國政治的影響日益直接、廣泛和深入，美國民眾對政治體制的信任程度同步下降。“共同事業”的始創者約翰·加德納曾說過，在我們當今的政治體制中，沒有什麼比我們的競選經費體制能帶來更多的危害、更多的腐敗和讓公眾更為疏遠與不信任。蓋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調顯示，美國公眾對國會“非常有信心者”是6％，“較有信心者”是7％，兩者相加為13%。2014年6月的民調進一步顯示，公民的信任度還在繼續下降，對國會“非常有信心者”是4％，“較有信心者”是3％，兩者相加僅為7％。與此同時，美國民眾對競選人砸錢開展的宣傳攻勢越來越不買賬。據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統計，在這次大選中，支持傑佈·佈什的“提升權利”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在2015年1月至6月共籌款1.03億美元，他花掉的錢比其他任何一位競選人都要高出至少近4倍。但令人驚訝的是，他的全國支持率不升反降，從7月中旬的12%—15%跌至3%—5%。這雖在意料之外，卻在情理之中。正如共和黨資深策略分析師斯科特·裡德所指出的：“顯然在本輪選舉中，我們認識到‘金錢買不到真愛’”。
可見，美國的民主制度面臨著內在的兩難困境：限制金錢對政治的影響，體制就難以實際運作﹔放棄對金錢影響的限制，就會失去民眾的信任和支持。這種深層次的矛盾恐怕是美國政治制度無法擺脫的“難言之隱”。
（作者為南開大學人權台中抽化糞池研究中心副主任）
《 人民日報 》（ 2016年04月18日 21 版）
文章標籤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